研究者可能真誠希望促進社會正義，但善意無法消除機構資源、學術資格、語言能力與資料控制所形成的不平等。當研究者自認最了解什麼對社區有益時，也可能不知不覺代替社群決定問題、解釋經驗或宣稱代表他們。
可問責的合作需要明確制度：共同決策程序、利益衝突揭露、合理報酬、資料治理、爭議調解、成果共享及退出機制。研究者應讓自身工作受到合作社群的批判，而不只要求參與者配合研究倫理。
思與行
- 問社群如何評價研究者的表現，以及他們能透過什麼機制要求團隊修改或停止工作。
- 將研究者的角色和限制公開，讓「促進者」也成為可被檢視的權力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