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不是透明的觀察工具。語言能力、性別、階級、國籍、種族化位置、專業資格、資金來源與機構權力，都會影響田野入口、互動方式、問題設定與資料的公開方式。位置性不是研究前寫一段自我介紹就完成的程序，而是隨著情境、關係與時間持續變動的條件。
研究者需要避免兩種極端：一是宣稱自己完全客觀，二是認為只要承認主觀就不必檢驗證據。反身性要求把位置帶來的影響變成可檢視的研究材料。全球南方田野倫理必須在關係中持續協商與去殖民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重視原住民族知識主體性把這個問題延伸到權力與知識主權。
思與行
- 記錄誰提供進場許可、誰被當作代表、誰的聲音沒有出現在資料中。
- 將研究者的推論與參與者的自我理解並列，公開衝突而不是抹平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