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 2014 年比較研究分析五個大型共同資源治理案例：印尼森林、大堡礁、萊茵河、臭氧層與大西洋藍鰭鮪魚。研究發現，資源邊界、監測、制裁、制度與地方條件相符、衝突解決等原則，在大型系統中仍有解釋力；但使用者監督者的問責與政府承認地方組織權等原則，支持程度較弱。作者指出，大型系統具有不同的政治動態，科學家與公民社會組織的角色可能更加重要。
小型社區與全球公地不是同一種尺度。跨國資源的使用者難以直接面對面協商，權力差距、資訊不對稱、國家主權與利益代表也更加複雜。將小型社群制度原封不動套用到全球治理，可能忽略真正影響制度的行動者與權力結構。
思與行
- 分析跨縣市或跨國資源時，先畫出地方使用者、政府、科學組織、企業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圖，再討論制度原則如何轉譯。
- 把科學監測與公共問責設為互補機制：專家提供可信資料，受影響群體則能挑戰指標與政策選擇。
參考
- Fleischman et al. (2014), Governing Large-Scal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Lessons from Five Cases, Indiana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 of the Commons。
- 延伸：多中心治理適合跨尺度而非單一中心的問題、全球公地需要科學與民主問責的跨國協作。